“药不到亳州不齐，药不过亳州不灵”，这句俗语在我国中医药行业，从改革开放之初流传至今。
40年前，在华佗曾种药圃的亳县，当第一代药商们扛着破麻袋走向全国时，他们绝不会想到，40年后的家乡，会因他们当初混口饭吃的“冲动”，在政策引导下把握住了机遇，演绎出“十万药商、百万药农”的奇迹。如今，亳州中药产业正以“三千亿”为目标，朝着“世界中医药之都”铿锵前行。
“与其坐困贫穷，不如出门一搏”
——行商天下，亳州药商打开一扇振兴之门，夯下“药都”基石
有中药的地方，就有亳州人。
从开放之初的偷着跑，到政策明朗后的敞开跑，再到如今的比着跑。同一个“跑”字，折射了不同的时代背景，也道出了亳州药商的追求与执着。
“疯狂地跑，为了躲避检查，什么苦都吃过。”谓博药业董事长王超，聊起30多年前的跑药经历，恍如昨日。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能卖出比家乡高三倍的价格，不到20岁的王超背起40公斤重的白芍，与小伙伴一起“跑药”。由于没有任何经营证明，亳县到商丘火车站的路上，王超等人要“闯三关”。
第一关，亳县出城的工商流动检查。能否过关，得靠运气和个人机灵。第二关，商丘县到商丘火车站之间有个工商固定检查站，专门检查过往车辆有无私运货物。王超等人在商丘县北门下车，然后抄小路避开检查站，扛着药材步行五公里走到商丘火车站。第三关，商丘火车站候车室，醒目的麻袋会引来检查。让一个小伙伴买好火车票，其他人在站外等，火车进站后旅客快进完了，王超等人再挥汗如雨地“冲进”候车厅，“一阵风”跑上火车。过了三关，小伙伴们才奔向全国，各找各的销路。
浑身汗臭不能洗澡，没有座位挤进厕所，换乘怕检查躲在站台翻铁路……为了跑出一条销路，这些苦头，亳州最初的药商们个个饱尝。“一旦被查，整袋药材都会因‘投机倒把’被没收。”王超说，家里人多地少，为了吃饱饭，只能出门一搏。
敲开一个个诊所、一家家医院的大门，亳州的小伙子们羞涩地推销自己的药材，摸索着生意门路，哪怕是冷言冷语，也以笑脸相迎。“带出来药材都挑个头大、品质好的，价格还比当地便宜。当时信息闭塞，货好心诚，跑得多了，总能做成生意。”王超说，一直到今天，30多年前开发的客户还从他厂里进药材。
“第一次到上海，走出车站第一眼看到那么多的高楼大厦，我一下子晕了。后来知道，那叫繁华。”芍花堂药业董事长李明辉说。在上海文景路的中医文献馆，李明辉坦诚地告诉对方，这是自己第一次做生意，货款是贷款，利润有多少，最终以真诚做成了人生中的第一单药材生意。“做生意哪有自报利润的，也许是我的‘傻劲’打动了对方，不仅把订单给了我，还在货到后立即付款，让我去还贷款。”
与李明辉一样，改革开放后的亳州药商们，用汗水与真诚打开了市场的大门，让“亳药”品牌叫响全国，为“中华药都”夯实了基石。1985年9月9日，亳州市召开首届中药材交易会，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千余名药商慕名而来，10天成交额达1.5亿元。此后，一年一度的药交会从未中断过。2006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亳州在中药材交易会的基础上，举办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成为全国中药行业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博览会，搭建了迈向世界的平台。
“维护好多年的伙伴关系，比挣钱更重要”
——买全国，卖全国，亳州药商坚守诚信，打响“药都”品牌
省中药材商会会长卢景川清楚地记得，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被写进《宪法》，药商们等到了政策的春天。1995年4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国家工商局等部门联合下发《整顿中药材专业市场标准》，至1997年，全国仅存17个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现在人们还能叫得上来的，是‘四大药都’，其中就有亳州。”卢景川说，四大药都中，亳州的市场面积和交易量一直是最大的。在卢景川看来，亳州药市之所以能始终保持领先，就是源于诚信。
赵秉富是亳州藏青龙药业创始人。2001年，他签了一笔36万元的虫草订单，没想到客户是骗子，钱货两空。赵秉富被骗后，四处借钱，准时将货款打给供应商。此事在亳州药商中引发热议，在同行们看来，老赵吃亏不欠货款，值得深交。“‘中华药都’这块牌子，是我们药商的金饭碗，个人吃亏不算啥，可不能砸了招牌。”赵秉富说。
2003年，“非典”爆发。那一年，亳州药商记忆深刻。
十元钱的金银花，暴涨至两百多元，市场上清热解毒类中药材，最低也涨了十倍以上，并持续走高。
“库存的50吨佩兰，年初与上海雷允上的合同价每公斤才5块钱，‘非典’时暴涨到80元，一转手就是400万元。”然而，李明辉依然按5元钱的合同价供货。李明辉自己也没料到的是，他的诚信举动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和支持。“非典”结束后，雷允上中药饮片厂、雷允上制药厂、慈济药业有限公司等多家上海知名企业，先后与他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他的生意很快拓展到江苏、广东、广西、北京、天津等地。
2004年，李明辉与上海雷允上合资，在亳州成立安徽雷允上国药有限公司，迅速从一般的药商中脱颖而出，企业产值过亿元。
我国中药界有句俗语：南有雷允上，北有同仁堂。2003年12月，同仁堂也在亳州成立北京同仁堂(亳州)饮片有限责任公司，打破了同仁堂百年不出京的传统。
徐广友是同仁堂的供货商之一。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徐广友坚持按合同价供货给同仁堂，损失近千万元。“非典”之后，徐广友被同仁堂列为亳州地区唯一供货商，在亳州市政府的帮助下，还成功说服同仁堂将原在北京的饮片企业全部搬到亳州，亳州成为同仁堂在全国唯一的中药饮片生产基地。2017年，同仁堂亳州公司年产值超过10亿元。
在诚信药商的带领下，随着规范化、科学化、现代化等管理方法被引入，亳州中药材行业进入新阶段，2009年，全市药业工业生产总值50.5亿元，同比增长四成多。
“老传统也要注入新科技，让中医药为人类健康服务”
——从制造到智造，亳州药商紧踏改革鼓点，“药都”创新不止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从1985年第一届药交会的1.5亿元，到2018年药博会的各类项目签约逾500亿元；从几百平方米的半露天大棚，到120万平方米的康美(亳州)中药城。这些变化，不仅是数字的改变，也是药商们立足中医养生保健产业战略格局，把握政策导向和时代机遇，以创新破解疑难问题，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升级。
1993年，顾振荣投资200余万元，成立亳州市第一家中药饮片企业——
沪谯中药材公司，打响了“亳州制造”第一枪。“当时没有机器，全是传统手工操作，年生产能力不到800吨，产品检测检验就靠‘手拿把掐’，全凭老师傅的经验。”顾振荣说，那时候国家对中药饮片产品没有标准，在亳州遍地的小作坊里，沪谯算是个“大家伙”，能够满足订单生产。
1998年之后，国家进行了药品流通体制改革，不断加强对中药材、中药饮片规范化生产经营，沪谯饮片两次搬迁新厂，投入8200万元进行技改，被国家发改委命名为中药饮片高技术产业示范工程。“以科研作为企业发展的推进器，重视科研一直是沪谯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顾振荣说，国家“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沪谯饮片先后承担国家科技部一百多个中药饮片注册标准研究，参与了国标制定。
2009年，亳州市实行“中华药都·养生亳州”行动计划，加快构建现代中药产业、养生文化旅游产业和中医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当年4月，济人药业的中成药新品种“疏风解毒胶囊”上市，并连续数年被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列为抗甲流中成药。
“2003年‘非典’后，抗病毒、抗菌药品应该大有市场。”济人药业董事长朱月信说，2005年，他发现一款正在研发中的抗病毒药物，就以400万元购买了该药的知识产权，继续与中南大学等院校合作研发，经过三年的临床试验，这款基于古方的新药“疏风解毒胶囊”问世。2014年，该药获得“中国专利金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获得国家发明专利金奖的中药固体制剂。今年年初，该药二次开发的系统研究及应用，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近几年，在亳州药业主管部门的帮助下，济人药业完成了由中药饮片企业向中成药、中药颗粒企业的成功转型，已成功研发中西成药数十个，多个品种认定为“安徽名牌产品”。
目前，亳州市共有国家级中药类工程研究中心2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6个、高新技术企业54家，国家级中药材检测中心通过验收，3家中药企业建立了院士工作站。“去年，省委、省政府提出把亳州打造成世界中医药之都。作为药商，我们必须更加注重企业的科技创新，促进传统中药迈向亳州‘智造’。”朱月信说。
